二十世紀初，面對著內憂外患，感受著屈辱國痛，「革命」求變的呼聲日漸高漲。而不管是康梁的改良派，還是激進的革命派，其實都是體制外的反對力量。

    但革命的調子雖高，卻並沒有形成完整系統的理論，更沒有明確可行的辦法。什麼殺人主義，什麼排滿興漢，什麼會黨暴動……只要看起來對滿清政權有損害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來就干。這樣的革命不能不說是盲目且狂熱的，也就能解釋象蔡元培、章士釗等文人書生，也要搞毒藥炸藥，有成為恐怖分子的趨勢了。

    所以，當蔡元培等四人被戴上頭套坐著馬車顛簸了近一個小時，進入盧家灣的秘密基地的地下室後，先是被槍械（不是全部）所吸引，再被陳文強安排的槍手的射擊表演所驚嘆，最後則被陳文強拿出的一整套建立團體或政黨，系統進行革命的文件所震撼。

    儘管陳文強搞出來的東西還稱不上多麼完善，但大體的思路是有的。而且是從革命的最終目的出發，有些高瞻遠矚的味道，並且有相應的行動發展方向，讓人覺得切實可行。可以說，陳文強覺得這些東西差強人意，但對於蔡元培等人來說，卻如同持著昏暗油燈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一下子看到了遠處閃射光芒的希望和出路。

    當然，對其中的異議和反對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人的認知和思想都是不同的；爭論也是十分必要的，大家把分歧亮到明面進行商討並想出解決辦法，這便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哪怕爭得面紅耳赤，也比藏在心裡要強。

    「國體不重要，重要的是制度。」陳文強耐心地回答道：「當然，這也是為了能更多地團結各方力量。我是這樣想的，立憲派的興衰、轉變取決於滿清的態度，而要滿清朝廷真立憲，讓出權利，那是不可能的。」

    「這點我卻不敢苟同。」蔡元培搖頭說道：「萬一滿清朝廷真的實行君主立憲，我們漢人還要擁護一個韃子皇帝不成？」

    歷史的欠債，少數民族統治主體民族，這是滿清難以立憲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陳文強知道滿清必然被革命推翻，但別人不知道，所以，他決定再作一下爭取後作出讓步，「滿清朝廷立憲改良必然失敗，因為他們既無力阻止變革的運行和深化，又無法有效應對變革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和矛盾。閘門一旦打開，再要試圖回歸到傳統的統治秩序中去的話，那就是自尋死路，加速滅亡。」

    「還是要明確國體更好。」楊篤生插話道：「否則日後團體內部會有分歧，甚至會分裂。」

    「好吧！」陳文強提筆記錄，還是說出了自己的想法，「其實共和民主與君主立憲的出發點都是一樣的，都認為國家現狀不可維持、必須改變，也都認為中國應該有、也能夠有一個較為良好的政體和政府。二者對立的是路線、是手段，相同的是方向、是遠景。日後也不是完全沒有合作的可能，畢竟建設國家還是需要共同協力的。」

    「等他們放棄了對滿清的幻想，咱們再談合作也不遲。」萬福華不以為然地說道。

    萬福華字紹武，合肥人，其家境貧寒，自幼在中藥店作學徒，但頗知上進，好挑燈夜讀，數年之內即通醫道、能詩詞。他任俠敢為，賙窮扶弱，曾一人手執短梃，喝退二百餘無賴子弟，名震鄉里。學徒期滿後，他為當地富豪管理豆月池私產，竟能祛弊興利，變廢為寶，開闢荒土數十頃，疏浚水道，培桑植竹，養魚種藕，數年之內，成為富庶一方的寶地。

    因管理能力出眾，萬福華遂被官府發掘使用，先是在上海管理官銀號，又往灤州鐵路分局任總辦，居灤州十餘年，始南下廣東、福建管理地方鹽務。他在福建鹽務任上，頗能革除弊政，杜絕不法，因此深得百姓感戴。後憤於外侮，憂於外禍，急欲聯絡友儔，喚醒民眾，推翻清廷，振興國家，遂辭職而去。

    他曾率婦女集會演講，被鄉人側目；也曾與同志上表朝廷，要求變法。戊戌變法失敗後，他歷游蜀、鄂、湘、粵等地，在上海與章士釗等革命黨人結交，並加入暗殺團。他對暗殺主義極其熱衷，曾云：「歐美革新，無不自暗殺始，今中國無其人也，有之，請自福華始。」

    「眼光要放長遠啊！」陳文強稍顯無奈地嘆了口氣，說道：「捨生取義簡單，縱死亦有專諸美名，不失為英雄。然締造國家卻困難重重，外有列強覬覦，有瓜分之險；內又積弊叢生，從官場到民間，皆需興利除弊。單說這追趕列強的工業水平，沒有幾十年的艱苦奮鬥，又哪裡會成功？諸位不是還認為推翻滿清便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國家便能一躍而昂然於世界吧？」

    「當然，這其中的艱難困苦，我們都明白。」楊篤生很確定地點頭，「我是經營過地方，自知其中的難處。一地已是如此，何況一國乎？」

    陳文強看著眾人的表情，心中對此表示懷疑，但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還需要慢慢引導。今天呢，主要就大問題得到共識，爭取把這個革命團體的事情敲定下來。

    為什麼非要儘量爭取蔡元培、楊篤生、章士釗等人加入呢，因為陳文強雖然有了點名聲，但與他們的性質還是不同的。蔡元培、章士釗等人文采菲然，又思想激烈，辦報鼓吹革命，在革命者的圈子裡極有名氣。思想激進人士，或者途經上海的革命者，很多都會與他們聯繫，或聆聽教誨，或拜訪交流。

    而陳文強的名氣主要是在上海或者國內的工商業圈子裡，不屬於那個時代的主流，反倒是更接近洋務派和立憲派。正因為看到了這一點，陳文強才肯作出些讓步，先把革命團體的架子搭起來，利用蔡、章等人的名聲吸引並發展更多的革命者。